从人口暴增到生育率走低，从全国农民有8亿到城镇化率超过50%，从家庭越来越小到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从社会老龄化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70年来在人口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为近1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挑战？面对“养老”和“养小”的压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多了3000万男性 还是有不少女性“单”着

解放周末：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不少大龄男女遭遇“花式催婚”。近些年来，晚婚及晚育为何渐成气候？

彭希哲：民政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30岁。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确实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已经超过30岁，甚至更高。这与女性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时间的延长有很大关系。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读完本科就22岁了，硕士毕业就到25岁了，再花几年时间找对象，怎么有条件早婚呢？

解放周末：“迟婚”和“不婚”的背后，是不是与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关？

彭希哲：所谓人口性别比，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出生时的性别比，另一个是婚配市场的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人类出生时的性别比大致在105：100至108：100区间。由于在人类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男性经常要从事冒险性活动乃至战争，所以死亡概率相对较高。等到结婚年龄的时候，男女比例就差不多了。

从1990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出生性别比超过正常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孩的偏爱。大致推算，就婚配而言，最高的时候，男性会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

解放周末：多了3000万男性，可还是有很多女性被“剩”着。

彭希哲：我不太愿意用“剩女”这个词，因为“剩”字有点贬义。在城市里，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生不容易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男性，所以她们选择主动“单”着。实际上，对“晚婚”的概念，也应该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当今社会，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即使到50岁结婚，两个人“白头到老”的时间也有30多年，并不算短。

解放周末：您怎么看越来越多的“单身族”？

彭希哲：如果说这个人条件比较好，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挺好，我想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会被宽容对待的。但如果是因为贫穷原因造成的单身，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予帮助，带他脱贫致富，助他求偶成功。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单身族”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比如，我们现在的新建住房大多是3室2厅、2室1厅，这基本是按照一个核心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规划的。可这既没有顾到同住的老人，也没有考虑到“单身族”的需求，还是有所缺憾的。

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解放周末：2001年起，您就参与起草调整生育政策的集体建议书。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最终是怎样促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

彭希哲：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并提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等问题。公开信中明确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着手研究人口政策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人口统计模型、统计方法都开始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些调查原始数据之间存在偏差。举个例子，按照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2000年后我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1左右，非常低。即便韩国、日本都没有这么低。有人尝试用小学生入学数字来反推人口实际情况。但这个数据也逐渐不太准确，因为原来人口不怎么流动，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读书，后来人口流动了，原来在农村有一个学籍，跟父母到城里后又有一个学籍。于是，就出现了重复统计的问题。

对人口数据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政策调整的“举棋不定”。记得在讨论“单独二孩”怎么放的时候，有一个方案是说，让10个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东北三省以及四川等先行试点。但“低生育水平”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是否准确，一直面临争议。

到2014年底，人口政策调整的紧迫性愈发明显。因为老龄化加速的程度比想象中快，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在此前两次建议书的基础上，包括我在内的39位人口学者于2014年底联合发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的建议”，最终获得了中央重视。

解放周末：“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在2016年回升至1786万人，但2017年又回落到1723万人，2018年进一步降至1523万人，这表明二孩生育意愿已经逐渐兑现。

解放周末：“不愿生、不敢养”的现象依然存在，是否还应出台其他鼓励措施？

彭希哲：我们做过很多调研，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生孩子？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也包括多了一个孩子，可能要换一辆车、换一套房；另一个原因就是照料上的压力，周围没有好的幼儿园，尤其是没有托儿所；再就是担心生育会影响妇女的自身发展。

可能有些长者会说：我们那个时候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好像没有这么困难。但要知道，现在的生育主体多是80后、90后，这两代人的主体是独生子女。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他们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大增加，同时，养育子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没有公共服务的介入，可能真的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比如，是不是可以配套完善针对0至3岁幼儿的托幼服务设施？又如，建议男性和女性共享产假，从而让男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对子女的养育。

就政策方面而言，我认为下一步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要确立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目标导向，推行“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的政策立场，以平衡人民的生育权利和义务，尽可能实现《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有望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解放周末：日前，有研究机构称，我国将在2027年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您怎么看？

彭希哲：人口学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平均一对夫妇生小孩数低于2.1，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后肯定要减少。按照现有的趋势，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趋于下降。但只要不是所谓“断崖式”或“雪崩式”的下跌，这种“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

解放周末：“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彭希哲：我们讲人口红利，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机会窗口。当某一个年份，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超过2/3，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窗口打开了。但是，如果大量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不能创造经济财富，“数量”就不会自然转换为“红利”。

按照经典的人口红利理论，未来10年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还会存在，但已经处于快速关闭的阶段。应当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从宏观数据来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将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正在下降，对高端劳动力需求则在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这种“技术性破坏”将在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并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

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各地区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同时，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力的增强，如能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等重大契机，中国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解放周末：要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延迟退休是不是一个“可选项”？

彭希哲：延迟退休不仅是趋势，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一方面，它不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或发展。事实上，老年人最主要的财富是职场、人生经验以及社会资本，年轻人最主要的财富在于新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二者的“用武之地”是有差别的。在当下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年轻人大量聚集在计算机、互联网相关行业和金融相关行业，实际上与传统就业市场形成了互补关系。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还会给社会减轻负担。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制度，要求正在工作的人交钱来养活退休的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切实降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解放周末：但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还是习惯于将“老”与衰弱、与需要赡养画上等号。

彭希哲：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我们过去讲，年过半百就是老汉，可现在年过半百还是壮年。现在60岁的人，他的身体状况相当于50年前的50岁人。把这部分人贴上衰老的标签，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坦率地讲，人们对老龄化或多或少有一种担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的。从65岁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到21%的水平，我们大概只要花35年的时间。同样的过程，法国人用了100多年，其他欧美国家约为60年。

总的来看，我们要克服不必要的忧虑心理，坦然应对老龄化趋势。要在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层面上确立“年龄平等”原则，在弘扬尊老爱幼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并对就业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核心在于构建“积极老龄观”，拒绝一味“悲观论”，也不鼓吹“政府全能全责论”。

“传统”和“未来” 互相磨合、互相补充

解放周末：过去两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实现了“瘦身”。但透过两座城市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手机用户数据等，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京沪两地的人口状况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思路不断在调整完善。最初希望发展中小城市，其后是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然后是控制特大城市过度蔓延，现在的关键词是一体化发展、城市群联动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京沪两地的人口数量微调，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指标意义。

分析大城市的人口状况，通常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户籍人口，第二个是常住人口，第三个是实有人口。上海的户籍人口每年都在稳步增长，数字比较清楚；常住人口是指居住超过三个月或半年的，按照这个标准，上海现在有2400多万人，比前些年有一些减少；但实有人口还在增加，来上海旅游、消费、过境的境内外人士一直在增加。

解放周末：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上海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人口布局？

彭希哲：人才的基础是人口。在人口总量调控取得阶段成果、全国各地在通过各种举措大力引进人才的环境下，上海有必要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人口政策，以实现总量可控、结构均衡、分布合理与素质优化。

我们的研究显示，对上海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口趋势是人口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逐渐减少。在这样的人口条件下，如果没有适当的中长期应对策略，上海很有可能成为一座养老型城市，中心城区居家养老、就地养老的成本会不断攀升，并对生产性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启动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建设，与周边地区探索共建特色小镇，增强新型城镇地区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方面的功能。

此外，上海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减少、近郊区人口增加的趋势，但财政资源、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中心城区，资源与需求之间并不协调。下一步，需要全面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加强市区和郊区的联动发展，切实提高全市人口承载力。

解放周末：从家庭层面来看，伴随人口领域出现的各种宏观变化，未来上海家庭似乎也将逐渐告别传统的模式？

彭希哲：在中国，“传统”和“未来”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磨合、相互补充的。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家庭是在变小，但并不是简单的“核心化”。“夫妇—子女”户尽管已成主流，却有形而欠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其功能的完成仍需亲属网络的参与。

还比如，我们眼下对劳动力的判断，基本是按照工业化时代的标准来做的。在智能化的未来，劳动力需求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过去汽车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装配工人，未来基本都可以交给机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更多思考的不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劳动者如何去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以及怎样控制结构性失业。

对照这个要求，现在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学一门具体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只有这样，人类和机器才能联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人物小传

彭希哲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第八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老龄社会理事会副主席。

记者手记

“这是一个人口学大有可为的时代”

作为资深的人口学者，彭希哲常用“无趣”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但他的研究既见数字又见人，勾勒出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真实鲜活。

彭希哲是苏州人，1978年考入复旦，1983年出国深造。“伦敦给了我和爱人一个接触国际学术界的机会”。彭希哲说。初到英国，学习很累很苦，一开始上课都听不懂，只能依靠加倍的勤奋与努力。

留学期间，彭希哲的孩子出生了，并在两个月大时跟随父母回了国。“我们那批公派留学生，许多人在学成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国。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想为祖国做点事情。”

彭希哲深知，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人口都不是个小问题。回国后，自己的重要任务就是将西方学术理念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因此，他在全国各地跑，参与调研、总结经验。“当时的一个朴素想法是，希望国家的政策能够落实好，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同时要避免过多的消耗。”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彭希哲的研究逐渐从纯粹研究人口过渡到研究社会政策，通过更好的设计来减少社会运行成本。

2019年是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40周年，在这里工作了37年的彭希哲回忆过往，尤为感慨。“复旦人口所跟北大人口所、人大人口所是同一批建设的。一开始，主要是做社会经济和人口政策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关注流动人口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逐步过渡到相关的妇女研究、社会政策研究、家庭研究。我有幸与一批学有所长、精心教学、严谨科研的学人共事，有幸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有幸见证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迁、参与人口和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令人有生逢盛世之感。”

尽管近年来全国高校的人口研究机构总量有所减少，人口学者也在减少，但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过去我们主要研究人口生育问题，现在，中小学的教育、消费市场的走向、城市的布局都牵涉人口研究。这是一个人口学大有可为的时代。”彭希哲说。

记者：夏斌